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陪老婆在上海做了三十三次放疗的日子 - 康顺宁陪诊

陈叔在上海肿瘤医院附近租的那个单间,窗户对着一条窄巷子。每天早上六点闹钟响之前,巷子里收废品的三轮车铃铛会先响一遍。他摸黑起来,电磁炉上热粥,老婆还在睡——放疗到第三周以后她夜里睡得很浅,翻个身都会醒。粥的浓度他试了七八次才摸对,太稀了喝不饱,太稠了口腔溃疡疼得咽不下去。后来放疗期间陈叔才知道,医院里连放疗机器的排班都有专门的人在协调——手术协调这种事,病人和家属自己根本搞不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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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婆是去年秋天开始不对劲的。早上擤鼻涕纸巾上有血丝,连着出现快两周。温州医院做了鼻咽镜和活检,结果出来那天陈叔说他后来想起来脑子里全是空白的——鼻咽部鳞状细胞癌,分期T2N1M0。医生说治愈率高,但病灶靠近颅底,放疗计划精度要求极高,既要保证肿瘤区域的照射剂量又要尽量保护视神经和垂体。温州可以做放疗,但陈叔女儿查了很多资料,发现上海肿瘤医院放疗科在头颈部肿瘤方面的经验更丰富,设备也更先进。一家人商量了一晚上,决定来上海。
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医生在放疗科为鼻咽癌放疗患者进行诊疗

每天从一碗粥开始的日子

放疗每周五次周末休息,一共三十三次,差不多六个星期。陈叔每天的流程是固定的——六点起来热粥,七点叫老婆起床帮她涂口腔溃疡的药膏,八点出门坐公交车去医院,九点前后排到放疗,做完出来差不多九点半,再坐车回来。中午做一顿软烂的饭菜,下午老婆睡觉他洗衣服或者去菜场,晚上继续做饭。单调得像一条走了无数遍的走廊,但每一天都得走完。陈叔的手机里设了七个闹钟——吃早饭的、出门赶公交的、吃药的、涂药膏的、量体温的、做午饭的、吃晚饭的。他说那段时间整个人像一颗钟摆,精确地来回,不能停。
放疗本身不疼,每次躺上去十来分钟。但副作用是累积的:口腔溃疡、口干、咽痛、脖子上放疗区域的皮肤变得又红又黑。到第三周的时候老婆基本吃不下固体的东西了,全靠营养液和稀粥撑着,人瘦了一大圈。有一天晚上她跟陈叔说"不想治了",那天下着雨,窗外的窄巷子里路灯昏黄。陈叔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,很久没说话。后来几天老婆还是每天准时出门去放疗,只是出门前往嘴里多塞了一颗止疼药。陈叔看在眼里,什么也没说。
肿瘤医院的放疗中心每天人满为患。陈叔老婆身体状况越来越差,每次去医院等一两个小时对她来说是很大的负担。康顺宁陪诊了解到他们的情况之后,帮陈叔调整了放疗的时间窗口,尽量安排在上午固定时段,减少了等候时间。对从温州来上海做异地就医的他们来说,陪诊的意义不在于代办,而在于有人帮你在陌生城市里理出一条清晰的路径。不管是就医绿通缩短等待时间,还是陪诊机构安排专人帮忙处理放疗后的皮肤护理——这种异地就医陪诊的支撑体系在上海已经很成熟了。对从温州来的人来说,上海陪诊不只是带路挂号,少站十分钟、少跑一趟冤枉路,对放疗第三周的病人来说都是实实在在的减负。
三十三次放疗全部做完那天是个周四。陈叔老婆从治疗室出来,在门口站了很久。没有想象中如释重负的激动,更多的是一种"终于结束了"的疲惫。之后还要等一个月做影像评估看放疗效果,那是另一个等待的开始。陈叔收拾出租屋的时候,灶台上那口煮了六星期粥的小锅他没扔,洗干净带回了温州。他说万一以后还要来呢。不过他觉得应该不用了。回到温州那天是周六,家门推开的一瞬间老婆哭了——不是放疗结束那天在治疗室门口忍住的眼泪,是终于回到自己家里才敢淌出来的那种。锅底有一圈煮糊的米渍,他没刷掉。留着当个纪念好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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